方法

不說不知，原來生產的世界大廠杜蕾斯，在2013年才首次以電視廣告的方式「登錄」韓國，原因是韓國政府一直禁止避孕廣告在電視臺出現，到2006年才首度解封。就是這種對廣告宣傳的「滯后」，促成韓國人一直對使用有奇怪的抗拒。然而為了避孕，一般韓國女性唯有在藥房買口服避孕藥來保護自己，抑或是在獲得醫生處方下購買「事后藥」。
　　但是，2012年的夏天時，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廳宣布會更改法律，把傳統的定期口服避孕藥改為需要醫生處方批準才能在藥房購買，反之則把「事后藥」改為可在藥房隨便購買。然而，由于政策引起極大爭議，結果后來政府宣布把此改動暫緩推遲3年后再實行。
　　 傳統男尊女卑價值使避孕責任都委于女性身上，韓國男人因而使用的比例遠低于其他國家，但封建社會也為女性當眾購買避孕藥增添了額外的道德壓力，所以韓國女性以口服避孕藥的百分比也比其他國家低。意外懷孕時，「事后藥」卻也因為需要醫生處方，面對醫生「責難」的尷尬場景，也令韓國女性選擇放棄這個方法。在走進絕路之際，連最后的墮胎選擇也因政府禁止而變成違法行為。但國家在近年出生率低迷的環境下，進一步打擊非法墮胎，所以，韓國女性在避孕這個話題上，是絕對的弱者。

時至近年，雖然韓國社會對性的觀念愈來愈開放，但避孕方法的普及化卻未有同步出現改變。根據統計，韓國年輕人持續使用的比例遠低于其他西方國家，當中只有不足兩成的青年 (18-29歲) 有持續使用的習慣，而只有18%的男性與13%的女性在他們首次發生性行為時有使用，高中生的百分比更低于一成。
　　除不使用外，韓國女性服用定期口服式避孕藥的比例也同樣遠低其他發達國家，女性定期使用避孕藥只有1-2.5%，相比美國 (14%)、英國 (26%)、法國 (36%)與紐西蘭 (40%) 為低。另外，由于一直以來在韓國購買「事后藥」必須獲得醫生處方，在傳統封建思想影響下的韓國社會，女性多偏于為免于被醫生歧見與責難，也未必會選擇以服用「事后藥」來避孕。因而，女性唯有使用高風險的「安全期計算」與「體外」方式來避免懷孕，但因意外率較高，結果進行昂貴的非法墮胎 (因墮胎是非法且要鋌而走險，而且因為韓國出生率非常低，政府也刻意加強非法墮胎的懲罰，所以收費亦較貴) 便成為韓國女性唯一的出路。
　　韓國社會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的應有條件
　　 早前一項關于韓國人不安全性行為的統計，當中有接近3成曾經進行「不安全性行為」的受訪者表示，他們不選擇使用，是因為伴侶不喜歡或拒絕使用所致。當中，社會風氣是主導對帶有負面印象的主因。例如若是男性提出主動攜帶，便被視為；若女性主動，則被視為水性楊花。所以，這類偏見，使韓國社會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的應有條件。

可是，在不使用的前提下，韓國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藥卻也未有提高 (只有2.5%)，所以意外懷孕便成為韓國女性經常面對的危機。為解決這種問題，女性唯有選擇硬著頭皮面對被醫生責難的尷尬情景，取得醫生處方購買「事后藥」。可是有時在超過有效的72小時后，她們更要冒上更大風險，到違法的醫務所進行極危險的墮胎手術，但卻可能換來更大的社會潛在危機。
　　面對著持續低迷的生育率，與每年俱增的非法墮胎數字，兩大引力把韓國長遠競爭力帶進陰霾的同時，韓國政府上年選擇破天荒地把兩種不同的避孕藥定位倒調，即把傳統定期口服避孕藥改為必須獲得醫生處方才可購買的藥物；但另外卻把「事后藥」改為可以隨便在藥房購買的藥物。這種改變背后的考慮是希望把「計劃避孕」的成本提高，最終影響生育計劃。

到今天為止，韓國社會對避孕這問題還是停留在歷史時間之中。經過數十年未能在電視臺賣廣告宣傳，到2006年后才放寬并到2013年才迎接第一個出現在韓國電視臺的廣告，已經令使用的文化找不到在韓國植根的土壤。再者，傳統的封建文代迫使「大男人」不需要負上避孕的責任，女性為求保護自己，避孕藥卻又因需要面對醫生的批評而不是唾手可得，最終唯有接受非法墮胎。但是，近年政府為著提高生育率，卻加強打擊非法墮胎行為，把女性推至最無奈的結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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